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90年代末，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F.拉普(Friedrich Rapp)、C.米切姆(Carl Mitcham)、T.杜尔宾(T.Durbin)、F.费雷(Frederick Ferre)、C.皮特(Joseph C.Pitt)、D.伊戴(Don Ihde)、H.林克(Hans Lenk)等一批技术哲学家的倡导和带领下，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到各个学科领域。自1975年美洲成立哲学与技术学会（简称SPT）20余年来，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征，技术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也初露端倪。这里，我们谨就25年来欧美技术哲学的有关研究概况、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趋势做一粗浅探讨。
一、1975-2000年欧美技术哲学研究概况
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大陆就成立了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学会（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y，1962年；简称SPEP），此后不久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女性哲学学会（Society for Women in Philosophy，简称SWP），几乎同时，哲学与技术学会的雏型也已形成。1975年SPT在北美正式成立，前任副主席费雷认为，这是美国从事技术哲学研究的确切起点[1]。皮特认为SPT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对技术哲学领域做出了贡献，使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与以往大不相同”，“它为这个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讲坛”[2]。SPT几乎每年都发起两次国际会议，出版有关系列丛书，其论文是从大量的稿件中筛选出来的。SPT还创办了一个新的电子学期刊(Technē)，这使得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者会聚一堂，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加强了学术研究，并明确了此领域的研究核心及方向。因此皮特认为，“这些都是(SPT)好的方面”，“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使技术哲学的工作得以质的提高”。[3]
米切姆在回顾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时，对技术哲学的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进行了评论。他在《技术思考》（1994年）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讨论[4]，并在《超技术哲学评述》（1995年）中再一次做了分析。他指出，工程技术哲学(EPT)以技术思想和活动作为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范式，并试图以技术术语来阐释所有的非技术的思想和活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 (HPT)则相反，认为技术思想和活动只是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个方面和层面，应该寻求把技术限定在一个更宽泛的框架之内[5]。
的确，在一百多年前，当工程师试图对他们自身的工作进行哲学思考并赋予工程技术工作以普遍意义的时候，技术哲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活动开始出现。一些工程技术哲学专家，诸如卡普(E.Kapp)、莫泽(S.Moser)、邦奇(M.Bunge)、佩特罗斯基(H.Petroski)，不但从普遍意义上对其自身的工作进行思考，把技术看作是不同于科学的存在，从而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上的和政治上对技术进行分析，而且，他们还成功地反击了由刘易斯·芒福斯、马丁·海德格尔、雅克·埃吕尔等哲学家提出的人文主义技术批判。因此，米切姆承认，在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精神鼓舞下，工程的应用哲学，尤其是工程的应用伦理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目前，工程技术哲学的这种繁荣景象，在生物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等相关领域十分明显[6]。
费雷是较早的一位研究“技术与价值”的技术哲学家。自1975年即SPT成立时起，费雷便与技术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实际上，早在60年代他就已产生了进入技术哲学领域的动机。后来，在普度大学，他开设了“技术与价值”的课程，研究产生环境危机的根源。他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技术必定是由人类价值（喜爱、害怕、希望等等）所促进产生的”；第二，“技术依赖于人类的知识”。于是，“在人类与地球之间最为脆弱的临界点上——我发现了基本价值与基本知识之间的实际应用——宗教和科学潜在的知识领域——对环境影响产生了极大的冲击”[7]。
唐·伊戴在《1975-1995年间的技术哲学》一文中，回顾了技术哲学的进展与变迁。他认为，与欧洲大陆的SPEP及SWP相比，SPT的发展是相对较缓的。SPEP的规模在90年代已扩大了4倍，拥有1400人；这一学派的理论代表人物已完成更替，现在的领导者大都比最初的创始人年轻。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SWP之中，它声称拥有2000人，其中包括持各种观点的女权主义者。而 SPT则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它不足300名人员，而大部分领导者仍是80年代初的面孔。总之，伊戴认为，SPT虽历经20余年的发展，“却仍然没有与那些资历比他老一些的组织进行接轨”；在研究领域方面，欧洲大陆的SPEP和SWP学派有着更宽泛的研究视野，而SPT所关注的范围则比SPEP和SWP要狭窄得多[8]。
弗里德里奇·拉普在分析欧洲大陆20年来技术哲学发展时，认为德国的技术哲学的讨论中心，主要集中在整体哲学上。虽然技术哲学仍然属于一个边缘领域，但人们对它的兴趣正日渐浓厚，尤其是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接受并认可了它。拉普认为，20年来，德国的技术哲学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目前它比前20年复杂多了。造成这种多样性的原因，是因为近年来这一领域的许多出版物并非是有关技术哲学的专著，这也正是德国在这一领域呈现的一种技术哲学研究多元化的倾向。与此同时，与之相关的边缘领域——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大多是倾向于实践方向的非理性的、非思辨性的领域——则是开放的。比如，罗普(G.Ropohl)曾运用理论体系方法研究技术，试图在哲学与社会学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此，他提出了能够引导技术创新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体系，以期建立一种成熟的并能加以控制的技术创新发展方法[9]。
也许是由于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技术哲学在法国沿着与德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在法国没有惟一的标准的解释，有的是一种宽泛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说，一种更为积极的对待技术的态度引导了一种更为乐观的技术哲学。西蒙顿(Simondon)赞成把现代技术与文化相结合。莫斯科维西(Moscovici)则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和思想，认为不是技术体系而是劳动发明，即一种方法论倾向的创造活动，是现代技术的本质。而埃吕尔则仍然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是技术变化中所有蕴含在其中的力量，导致了人类的异化和对自然的破坏[10]。
对于技术哲学在最近的25年中是否取得了进步这一问题，杜尔宾在《技术哲学取得的进步：相对视角的分析》一文中进行了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他认为，“技术哲学的确取得了进步，但它是有限的”[11]。在2000年发表的《世纪末25年的SPT：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一文中，他又总结到：“像科学进步一样，也存在着哲学的进步，并且这是建立在其它学科基础之上取得的哲学进步”，但同时，他也承认，“衡量这种学术进步的标准受到了质疑”[12]。
但不论怎样，有一点是明显的，即欧美技术哲学25年来的发展，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各有其不同表现及特点。当然，从不同中也可发现一些共性。比如，在研究方法上，欧美技术哲学呈现出由单一性研究向多元性研究转向的趋势；从研究的领域看，欧美技术哲学大都把视野转向了某些新兴的学科领域，也就是说，技术哲学近来形成的某些特定领域，正在向学术团体讨论的中心集中，这些新领域包括生态学、技术全球化、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多媒体、医疗技术、基因工程等。欧美技术哲学家坚信，“如果启开新视野对这些主题进行考察，就一定会产生特定的有待哲学来回答的哲学问题”[13]。
二、欧美技术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分享欧美技术哲学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发现困扰着欧美技术哲学的一些问题：
1.技术哲学需要统一标准、统一范式
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技术哲学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统一范式。与许多技术哲学家一样，皮特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感受。这里统一的标准是指从事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共同的始点，“比如科学哲学，其统一性可能始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也可能始于卡尔纳普的《科学的统一》，而就现代跨学科领域中的科学研究而言，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统一始点。而对于技术哲学来说则没有这样的始点”，皮特认为，技术哲学尚没有我们一致认为可以或能够必读的东西，“即使有一些可读，但我们却不能同意其提出的基本原则”[14]。
当然也有为满足这种统一标准的要求而试图做出尝试的，或为弥补这一空缺而去创造某一事物。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一书就被认为如此。但皮特认为这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时髦、一种崇拜物，而不是一篇重要的哲学文章。他解释说，“拒绝海德格尔作为合法的统一标准的候选人，原因就在于其不可理解的文章。但是拒绝海德格尔作为统一标准并不是拒绝现象学作为一个合法的哲学方法；如果被睿智而善于表达的实践者加以运用的话，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围绕技术而产生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就像在唐·伊戴的作品中所体现的那样。虽然如此，我仍然为哲学思考中缺乏统一的‘我的’范式而对这些讨论困惑不解”。但皮特也注意到，新近有一些作品在技术哲学领域做了严肃而认真的探讨和尝试，比如“米切姆的早期作品是一个，杜尔宾的手册是另一个。但是不得不向两位作者表示歉意的是，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他们的作品是上乘的，也是有用的，但他们却仍然没能取得作为统一标准的地位”。为此，皮特表达了他对技术哲学研究的忧虑：“如果没有一个令大家意见一致的作品，我们就难以有效地获得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15]。显然，没有统一范式，技术哲学家们彼此之间就难以避免基本概念理解的错位、基本观点的相左，也难以与其他领域的人共同研究问题、讨论问题。
2.技术哲学家的“知识完备性(intellectual integrity)问题”
虽然SPT的研究存在着无可争辩的成功，但它存在的问题也可能会使技术哲学走向衰微。皮特在《论技术哲学的过去与未来》的文章中，表达了这种忧虑。这一忧虑渊源于他的一次学术交流的设想——他曾试图组织SPT与其他学会一起举办一次学术会议，这样可以把SPT和其他学会正在进行的讨论融合在一起。当他向技术史学会的负责人提出此项建议时，对方惊愕地说：“哦，不！那些哲学技术学会的人憎恶技术，而且他们对技术一无所知，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呢？”皮特认为，“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关于SPT成员的‘知识完备性问题’。”他发现，在SPT成功的背后，的确存在着技术哲学工作者“知觉的错误”。而事实上，这又并非仅仅是一种知觉的问题，皮特把它称作“知识完备性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SPT学者们对技术的一味批判，导致其他领域的学者认为，技术哲学家们仅仅以抱怨技术的态度研究技术，而不是通过开发各种手段，以使我们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和对技术的理解与我们对世界是如何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看法结合起来，于是，SPT的研究者们便仅仅成了一群技术的抨击者。显然，这一状况对SPT的发展来讲预示着不利和危险，这种研究继续下去的结果，“意味着我们将不再为其他的哲学学会所正式接纳，意味着我们的问题将不再被包含在合法的哲学问题范围之内，我们将不再是哲学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将滑向无足轻重的边缘 ”[16]。
同样地，作为技术哲学家，费雷也感受到如同皮特所提到的“知识完备性问题”那样的尴尬与惊慌。因为他在与科学哲学学会联系时，表示希望他们给予技术以充分的重视，但结果是毫无反应。于是，他“认识到自己所热衷于研究的技术，并不被认为具有哲学含义这一事实”[17]。
不过，在费雷的“技术与价值”课程教学中，他渐渐明白了其中更深层的原因，他的课程也逐渐受到了欢迎，他的听众不但包括文科和理科的学生们，而且还有各专业的工程师。在他20多年关于“技术与价值”这一课程的讲授生涯中，他最终认识到，技术哲学必须与那种纯粹的、全面概括性的、具有高度的哲学传统相结合，他认为，“这一点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18]。尤其是1975年至1985年这10年期间，他在一所文科院校、三所神学学校和一所公共技术协会把“技术与价值”作为不同背景下的技术哲学来讲授时，在每一处他都感受到了不同的反响。其中，令他感受最深刻的也是极为令他着迷的老曲新唱，就是关于技术与知识、技术与人类、技术与生活之间的评判与综论。也就是说，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发现了基本的传统哲学问题。这一点超越了听众身份的限制，无论是他们作为工程师直接参与技术的形成，还是仅仅从事一种决定他自身的渗透性的技术文化，他们都是人。而正是由于他们并非完美的人，所以才形成了哲学中所说的最广泛的传统。而在技术的哲学视野里，学者们仅仅考虑的是技术的影响和如何对技术进行批判，这可能会导致技术哲学组织最终不再被视为是一个哲学组织，不再是一个致力于探讨哲学范围内的技术问题，并把哲学所探讨的技艺问题扩展到技术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上的哲学组织，而“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组织”，从而就会使技术更难于为哲学所接受。因此，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研究者们“必须以哲学家而不是意识形态学家的身份把注意力集中于事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19]，技术哲学应正视目前出现的“知识完备性问题”，努力做到技术哲学团体与其他哲学团体的接触和讨论上的融合。
3.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的割裂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洲，一些技术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工程视野与人文视野的割裂对技术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为此，米切姆呼吁技术研究既要关注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也要关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他认为，他的注意力“既在工程技术哲学方面也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方面”。但另一方面，米切姆仍然“对现代工程技术的批判继续持有一种基本的怀疑”，在他看来，工程技术的应用伦理学并没有取得像样的成绩。他进一步指出，在工程技术哲学表面强大的背后，技术哲学已展现了一种历史的苍白无力，工程技术哲学的强大，只是在现代技术工程的边缘领域中表现出来[20]。
伊戴试图弥合工程传统的和人文传统的裂痕，他对米切姆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种传统进行了分析。伊戴认为，工程传统的哲学不仅把技术视为一种前沿问题，而且认为在技术与哲学的关系中，担当着物质的角色，比如，卡普全部把器官功能“物质化”；德韶尔则把人工制品作为实在“物质化”。可见，工程传统确实使物质性比在传统哲学中具有更大的作用，但技术也应该被认为是负载着价值的。工程的技术哲学有着对技术的偏爱，主张接受技术，认为发展技术是理所应当的，但后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考虑到需要对技术的破坏性在政治上和伦理道德上进行评论并做出响应，不过，工程传统认为人们能够通过伦理和政治对技术的消极应用进行矫正，从而使技术得以正确使用[21]。
皮特则批评工程技术学者的研究方法，说他们“忘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哲学家”[22]。费雷也主张，应把技术应用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并在这些学科中予以充分阐释[23]。
与工程传统相比，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在结构上有着更大的范围。它首先体现为技术的整体范围，即通过在文化及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变化来考察技术，这一宽泛的观点与工程传统中的专业性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这一主张也暗示着另一层含义，即技术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至少还体现一种变化，或是一种对文化形式或文化惯例的挑战。因此，这就意味着人文方法更为明确地打开了通向文化评论的通道，这一通道常常用来揭示评论家的偏见。这从芒福德独特的持否定态度的技术评估观点，奥特加提出的高层文化传统中潜藏着破坏性和公众素质的提高与欧洲技术发展过程相关的观点，海德格尔提出的关于现代技术如何才能成为后期极具形而上学的框架的观点，以及埃吕尔把技术本质归入到“技术”自身当中的观点中，可得到某些体现[24]。（待续）
三、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趋向
欧美技术哲学在过去的25年中，的确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它在21世纪的发展，也必将会有新的突破。根据欧美技术哲学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研究概况及特点，我们认为其未来发展趋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可避免的转变：由单一性向多元性方法论研究的转变
技术哲学研究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既是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已出现的迹象，也是其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无论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思路还是内容，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将是一个必然选择，否则，技术哲学的研究或许真的会像皮特所警告的那样，走向衰微甚至走向死胡同。目前技术哲学对技术的单一性研究，导致“圈外人的威胁正在到来并将取代我们的地位，这一点已成为不争的真实”。[25]技术哲学的研究，不应依赖于单一方法论，它应把技术对科学和科学对社会的考虑从总体上联系起来。皮特认为，技术本身不是单一的事物，“技术的邪恶与危险都包含在它的细节之中，做出可怕的事情的是人，而不是技术”。“赞成或反对技术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如何去谈论技术在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中的角色才是我们所应关注的问题，同样其发展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技术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我们需要以一种见多识广和有判断力的态度，去谈论技术如何使我们如此以及我们能够如何这样的问题。”[26]
林克在《技术哲学的进步：技术的新结构特征》(1998)一文中论述了技术发展所呈现的30个新结构特征。他认为，“这些新技术所具有的特征，明显地催促我们要超越任何对传统技术的描述，要对技术结构特征在更大范围及意义上进行分析……这是我们未来研究的一项任务。”“因此，这也意味着技术哲学必定是一门多元论学科，或包含多元论方法的学科。”[27]
杜尔宾和费雷也指出，“包括多种学科的及各体系间相交叉的技术问题，需要社会学家和通晓数门知识的学者进行多学科间的合作……技术哲学必须接受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挑战”；[28]“技术哲学中丰富多彩的多元性的研究方法，应该被看作合理正当的哲学研究方法”，“对技术与技术社会来说，一种综合性批判性的多元论哲学方法，在自我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社会政策的完善方面，有着确定无疑的重要性。”[29]而拉普则承认，目前德国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30]
2.确有必要的结合：技术哲学与传统哲学的结合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技术哲学常常处在游离于哲学之外而不为人们所接受的位置上。如上所述，皮特、伊戴、费雷等都强烈地感受到了技术哲学不为其他哲学团体或学者接受的危险与尴尬。他们认识到，技术哲学应该把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与西方的主要哲学传统相结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工程技术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的拉普，曾从工程技术的视角撰写了《技术哲学导论》（1978年）一书，但现在他却顶着来自各方面批判的压力，毫不掩饰地宣称，他“已转移到了一种对技术的更为传统的哲学阐释上”。他说：“我强调一种哲学上甚至理论上的思辨，而反对那种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为此，他遭到了他的同事罗普尔(G.Ropohl)的批判，罗普尔批评他背叛了实用主义，认为哲学阐释应该以技术的“实用特征”为基础，而不能以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视野来审视。因此，拉普承认，“目前我因为强调技术哲学的思辨方法而正处于一种孤立位置中 ”。[31]
拉普在《现代世界的动力》(Die Dynamik der Modernen Welt,1994)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上述观点。他认为，目前技术哲学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必须解释技术发生变化的动力，从而找到我们可能对技术决定论进行干预的方法。如果对技术发生变化的起因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们则几乎不可能期望我们的伦理主张能够有任何实际的应用。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哲学解释必须依赖并且努力达到与哲学传统相结合。这种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存的沃土，如果不以此为基础，而试图重新建构技术哲学动力的根基，则是愚蠢的。他坚持认为，传统哲学为技术在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上的阐释提供了参考指向。“所以，对于技术的哲学研究应该用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给予补充。”[32]
3.不可忽视的整合：工程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整合
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观点看，工程技术哲学的强大，一度使得技术哲学显得苍白无力——米切姆在《超技术哲学评述》中辩证地考察了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之争。他提出，我们正日益步入一个超技术时期。技术已经完全处于被后现代技术取代的过程中，这是一种极度技术，即超技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技术哲学可以被看作特定时代的产物，它即将消失或被取代。也就是说，技术哲学“正处于被取代的过程中——不是被超技术哲学取代，而是被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所取代，这是一种与后现代技术领域有关超技术的思考再次相结合的哲学。”[33] 因此，米切姆认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和工程主义技术哲学的整合与超技术的出现必然相关联。
伊戴一方面不赞成工程与人文技术哲学的划分方法，但另一方面也认为，“对于技术来说，文化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十年前了”，认为人文方法似乎能够更为明确地打开通向文化评论的道路。[34]而在欧洲，工程主义代表人物拉普已公开承认，自己关注的焦点已转向了人文主义。欧美技术哲学研究视角的新变化，无疑将会对技术哲学在新世纪中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可以预见，工程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整合将成为技术哲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4.方兴未艾的热点：技术价值、技术伦理研究
在过去的20年技术哲学研究中，学者们对技术伦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价值的讨探一直没有停止过，技术伦理、技术价值问题一直是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未来技术哲学研究中，关于这方面的热点探讨将持续进行。显然，由于技术与伦理（价值）研究的各种观点、兴趣、思路从来就未曾取得过一致，有的还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在如何实施预定方案等现实问题上，观点更是相左，所以，这一领域研究热点的形成，实际上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费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较早且较深入的探讨。1985～1995年间，费雷已经使许多听众由对“技术与价值”的不解，走进了同“技术与价值”观点的融合之中。他为林业人员、心理学家、数学教育学家和从事艺术、比较文学、音乐、风景建筑、语言、法律、微生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宗教、哲学的人员——甚至更多的人，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最后，他得出结论：“技术哲学能够是并且本来也应该是使各种独立学科结合在一起的一门学科，它是不同领域专家间打破隔阂的一座桥梁，它在伦理问题上提出挑战，并且能够对社会改革和政治行为产生促动作用”。[35]
皮特也明确指出：“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研究技术的历史、技术所体现的认识论假设、技术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因素对认识论假设和我们的价值及价值结构的影响。”他认为，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必须首先研究技术自身。如果我们所支配的技术居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或我们的未来的中心地位，如果技术反映了我们的价值体系，或者即使它们仅仅影响了我们社会的经济结构，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便可以“使我们创造世界的方法和我们的美好想像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技术体现了我们的期望，也体现出了我们的成就。而无视这点就是无视我们的历史，将难以理解事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情形下，好的哲学包含价值假设，而这种价值假设允许其论证贯穿到与我们的感性发生冲突的结论之中，这种感性自身就体现了价值判断。价值是我们生活、哲学或其他方面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不能以免罪而统治我们 ”。[36]
米切姆也认为，未来的技术哲学研究，将更注重对技术应用过程意义与价值的考察。人们在技术应用中是基于自身的缘故去应用技术，而从不介意可能产生的最终价值。他用国际互联网为例解释说：“人们极易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网络界面上留恋——边缘效用生产并没有在这些时间内显著增加，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还减少了。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花费时间，其价值虽没有增加，但是意义却增强了，这就是未来的浪潮。”[37]因此，可以看出，人类在技术面前的价值取向选择，将是技术哲学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欧洲技术哲学对技术伦理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关注，拉普认为：“人们对技术中的伦理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但是这些伦理问题通常都是从某一特定的伦理理论及某一具体的应用领域出发的。只有少量几本书是在其整体的结构框架中明确地研究了技术的最基本伦理问题，而其中技术评估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这一领域中，无论从质量还是从数量上都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到现在为止，其中的基本概念问题或多或少已经变得较为清楚了。”[38]
除了以上讨论的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外，关于技术哲学建立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范式的努力，关于技术哲学目前出现了一种应用于实践的倾向等等，这些研究动向也值得我们关注。另外，伊戴在科学、工业、文化、政治等方面也提出了自己对技术哲学发展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技术在这些领域扮演什么角色，“技术哲学家都必须对技术‘持有’、‘技术胜利’和‘劳动异化’进行更为凝炼的特别分析，而不是过高过大的一般性的分析。”[39]（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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