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的斗争历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先后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次飞跃的共同点，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融于中国文化的精粹和时代精神之中，并在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的动态结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三次飞跃的最本质特征，而从文化的认同到实践的契合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命题有两层完整的含义：其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民族化；其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使之操作化、行为化。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指归。因此，就寻找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合点”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文化化、民族化是第一步，而且是不可跨越的一步。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的真理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又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社会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阶级基础和理论前提，以及西方特有的文化背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华民族来说，确确实实是一种异体文化。任何文化都存在可传播性和可交流性，但任何文化体系的外传，都必须有其文化“知音”，即文化的共通性，才能被另一种异体文化认同、吸收和同化，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为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外来文化才会在相对于它的另一异体文化土壤里生根并结果。作为早期外来文化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生根并发生作用，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有其“知音”，中华民族早期的儒、道精义与佛教文化的精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能发生互补效应而融会贯通并形成儒、道、释合一的新的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曾几度东进，都因东方文化体系中缺乏认同机制而屡被拒之门外，也是极好的反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尽管其具有无与伦比的渗透力，而且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也或多或少地积淀着与其相容并且颇具亲和力的文化特质，但仍需经过相互冲撞、认同、融合和改铸后，其积极的文化功能才会得到体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所认同、吸收和同化，并转化为新的民族意识，是很难在国民的价值观念中生根并结出果实来的。
我们未曾忘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新形式)在中国的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事，准确地说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事。在此之前，曾有过洋务运动和以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为主调的新文化运动，前者把西方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为“体”与“用”的关系看待，表面上是主张文化开放，但实际上是在坚持封建文化这个所谓“体”的前提下企图去单方面降服西方文化，使之服从于封建文化，这就是热闹一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所谓“体用之争”。其实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是一种双向互补关系，两种异体文化一经接触和融合，就必然各有取舍，从“体”的方面看，双方均已改变原体而创造了新体特性；从“用”的方面看，双方的文化功能都得到发挥，并趋向于同一个目标。因此，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对于它们所结合重构的新文化而言，都既是“体”又是“用”，当然是一种新的“体”和新的“用”，而不是一方为“体”另一方为“用”的主从关系。由于洋务运动并未找到西学与中学的“结合点”，因而注定要归于失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视角有了变化，基本上抛弃了“体用”论，但又走向新的极端。它反对封建文化，要求用西方现代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取代死气沉沉的封建文化，是有启蒙的进步意义的。可它没能摆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把反传统作为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前提，而没有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因而尽管其不失为“新”，却没有稳固的社会基础，在一场轰轰烈烈之后，“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没有多大作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先驱者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消化马列主义的实质，从而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它中间，融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也融入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正是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成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取得胜利的理论武器。因此，与其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亦即马列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积极成果结合的共同胜利更为确切。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含义就在于民族化、文化化，形成新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进而在这一重新组合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的直接关照下探索实践的具体形式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命题的关键或“结合点”就在这里。
(二)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解决文化的认同与重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很高的知性和悟性，他在谈及创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曾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这里，毛泽东把“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大地上发挥作用的必经环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结合点”，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也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最准确的界定。
这就导出了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必须了解民族文化的特点，掌握民族精神的本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最具民族特点的文化特质，它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变迁中积淀而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质的规定性。概括地说，“中国精神”有这几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大一统的国家意识。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的整体性、统一性特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整体利益历来被视为高于一切，一切分散、多元、个体观念都容易受到大多数国人的鄙弃；其二是重人伦、轻律令的政治伦理意识。传统文化以伦理精神为中心，人伦道德凌驾于法纪律令之上，因而讲“人和”，重人际关系历来被视为做人的一大要意；其三是注重直觉体悟的思维惯性。中华民族传统上偏重于感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不甚重视理性运演和逻辑判断，长于罗列经验现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缺乏抽象的耐性和能力；其四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平均主义利益观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得过且过，安贫知足，“枪打出头鸟”是民族文化的一大特点；其五是平稳持重，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处世标准。遇事以稳为重，以不变应万变，言必及尧舜，抱残守缺，缺乏求异创新的勇气，此也是国人的普遍心态特征；其六是重政务，官本位，轻自然，斥技艺的人生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人人以获得一官半职为荣耀，或以取悦于官方为满足。工商技艺劳作被视为“下九流”，属“小人”之为。因而许多人长着势利眼，对长官意志、外行领导等不合理现象则较能容忍，处之泰然；其七是讲求“实用”的价值标准。传统文化价值观直接导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缺乏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急功近利，理论与实际经常处于脱节状态，等等。所有这些传统文化特质，都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是我们民族特有的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就是民族性或民族精神或“中国精神”。显然，这样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或“中国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质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生根结果，就不能不考虑中国精神的民族特点并尽可能适应这种民族特点，弘扬“中国精神”的精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会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先进思想文化的民族化整合过程，也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亦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结合到实践结合，才走完其中国化的全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和吸收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创造性丰富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民族文化和社会实践动态结合的伟大成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时代特点新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共同追求。
毛泽东同志在探寻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过程中，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特点、社会心理结构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科学理论，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一系列理论既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又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过程，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上，经历过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一些教条主义者，只会把马列主义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或个别结论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懂得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机械地照搬照套。这种教条主义，表面上似乎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叛。这方面的典型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也有一些经验主义者，否认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不懂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道理，只满足于一孔之见、一得之功，陷入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两种倾向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基本国情割裂开来，因而都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悟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没有它的指导，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但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却不能脱离具体的实践，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中寻找两者的结合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的同时获得新的发展。正是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就是说，邓小平理论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又立足于中国实际并把握世界趋向，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才得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也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四个新”既有文化上的新内容、新特点、新要求，又有实践上的新形式、新特征、新要求，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飞跃，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三次飞跃。世纪之交，面对着国内外、党内外复杂的形势，面对着新世纪党和国家新的历史使命，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围绕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核心问题，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提出了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世纪之交我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新特点，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三个代表”是对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重大理论提升，是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根本宗旨的新概括，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提炼，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又在原有基础上，对“三个代表”思想作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论述，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到“三个代表”的内在统一和重大意义，以及如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等，都作了精辟的阐述，体现了开拓创新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特别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方面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又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前提条件，它能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新的中国化铺设了一个“落地”的平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中国先进文化”这个平台，实现与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的新的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反复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永不枯竭的旺盛生命力，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就必须与时俱进，始终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时代精神保持密切的结合，形成新的民族文化、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能够为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所以，进一步深入探索新时期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中国先进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的一致性、相容性、同向性，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寻找新的结合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