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播音员播的都是国家大事，距生活很远，使人深感敬畏和神秘。电视银屏上见到的播音员都是那么端庄严肃不苟言笑。他们是那么的正确，正确得没有丝毫发音错误，他们唇红齿白，字正腔圆，眼睛都不多眨一下。播音员的表情是政治的表情，播音员的话语是国家的话语。那清脆快捷的话语是干裂的、强硬的、无可争辩的，那话语要求的不是思虑、犹豫和猜想，而是接纳、吸收和融会贯通。
后来播音员也叫主持人。我总觉得两者不是一个概念，播音员不强调主体性，对于播音的内容而言播音员永远都是他者。而主持人所说的是自己的话，虽然他不能主持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不能主持经济和文化的走向，但他能主持自己的一张嘴、一个喉咙。
当然主持人概念所含的或许是另外一层意思，它暗示着一种贴近性，那是对播音员与受众的疏离感的反叛。话是说给心的，而不是说给耳朵的，如果只有耳朵这个僵硬的接收器，话或者不起作用，或者起作用，但那是噪音对人的作用。那么在僵直的、神经紧绷的面部增加一点笑容，也就是说在抽象性中增加一点日常性，效果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归根结底这个问题要问谁呢？要问节目内容。形式不能左右内容，笑容不能左右意识形态。笑容既可以在中国找得到，也可以在欧洲、非洲、拉丁美洲找得到。但是笑容以及笑容所捎带而出的个人魅力至少是对高度共性的消解，至少是对虚幻的庄严的消解。非新闻主持人以他们特殊的身份率先得脱藩篱，走入口语化之一途。轻松、自如乃至幽默的主持风格由此滥觞。新闻主持人虽不能与综艺、体育主持人携手共进，但欣羡的一瞥足以使他们自省。
新闻的真实性不是主持人憋红了脸憋出来的，庄严的表情已经没有先前那么管用了。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人没有和中国站到一块儿。莫斯科MITV电视台为了表现新闻的赤裸裸的真实，女主持人斯韦特兰娜·佩索兹卡娅边说新闻边搔首弄姿地脱衣服，浅绿色的夏奈尔外衣和衬衣的钮扣一颗颗被解开，新闻说完了，衣服也脱得精光。现在不光是英国和法国购得了这个节目的构思权，台湾“eee-news”裸体女直播网站也积极跟进，形式进一步丰富，由坐着播，到站着播，再到脱了衣服躺着播。镜头竟也“不顾脸面”，由修长的大腿摇到丰满的臀部。就这样，狂热的形式崇拜把受众的目光从内容上引开，引到了无限妖娆的人体欣赏。真实性的战役并未见得取得辉煌的战果，倒是收视率和市场占有份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们对真实性的紧张期待已经被彻底瓦解了。或者说，新闻的真实性成了人体的真实性，新闻本身退到了幕后。
假装的严肃和做作的轻松都将归于失败，严肃到不近人情和轻松到喧宾夺主都非传播的本来目的。两极的摆荡常使主持人忘记了他们在干什么。比如口语化，极端的口语化是有意磕绊，把话说错，甚至到了期期艾艾的程度，使其终不能与书面语的典雅和准确对抗，并最终沦为傻瓜化。而港台腔的阴火，则由广播电台蓄意点燃，并蔓延至电视台。学了几十年的汉语并受过专业播音训练的主持人们假装一夜之间集体将自己的语言历史完全忘光，找到了一个粤语妈妈重新开始吃力地丫丫学语。语言的市侩气不是源于追求进步，而是源于追求荣耀。因为荣耀来自于经济发达地区，所以使人觉得经济的强势地位就是语言的强势地位。这和学结巴正相反，学结巴是为嘲笑结巴。但其结果却相同，舌头都回不到原来的地方。幸运的是至今没有哪一个领导跳出来批评：这样的喉舌难道是党的喉舌吗？
曾经有一个女主持人从电台调到我所在的电视台——这样的调动是一个趋势，因为电视台是强势媒体。她的上镜效果完全过得去，只是个别发音的港台腔余毒尚未肃清。她虽有容貌优势，但吃力的发音不得不使人产生一定限度的同情，因为这种发音习惯不符合她所主持的栏目的定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工作就是用来矫正发音，她痛悔地说，都是电台把她害的，那里的每个主持人都是这个腔调，因为听众都喜欢她们这样说。这个时候我由衷地感到一种悲伤，一个主持人不能左右她所传达的内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竟至于不能左右她的发音习惯，这是多么大的失落啊！难道那貌似潇洒的主持背后的情况竟是一个难堪的内幕，不是主持人在主持节目，而是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市场在支配着主持人，是规模超常的、情趣低下的群氓在主持着主持人吗？
